筆者在2014年，於油麻地社區藝術空間「活化廳」與另一名藝術家盧樂謙發起「碧街事變」街頭劇。一直以來主流對八九民運的論述都認為只發生在北京，無關香港或其政治認同。我們希望藉着重訪當年油麻地的一場騷亂，從中看出民運與香港社會運動發展的密切關係。其經驗得失，也十分值得我們探究、參照。
「碧街事變」（或稱「1989年旺角及油麻地騷亂」）所指的是1989年6月7日凌晨，發生在旺角、油麻地的一場騷亂。騷亂直接引致支聯會取消原定於當天下午舉行的集會。該集會是為了呼應全民罷工、罷課、罷市（三罷），在香港5個不同地點集合（維園、沙田公園等），預計參與人數超過150萬。若集會能順利舉行，就會匯流六四前香港遍地開花的支援運動，成就一次空前團結的歷史畫面。由於騷亂直接令這場全民參與的運動無聲消失，其歷史地位可想而知。然而奇怪的是它始終在後來的六四討論中缺席。
滋事者是誰派來？
究竟這場騷亂如何令後來的集會被取消？根據司徒華的回憶錄，司徒華收到港英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的電話告知，騷亂背後是一群「別有用心」的滋事者刻意搗亂，而且這群人都是由中國內地而來，要破壞集會。鄧表示因這批人仍未全數被捕，建議他取消集會。在鄧的安排下，司徒華當天早上到電台宣布集會取消。有些網絡媒體參考這來源，也會說滋事者是由中共派來。
6月7日的《明報》就這樣描述事件經過：「現場消息說，由於北京最近發生軍隊鎮壓學生事件，連日來每晚不斷有人駕車及徒步沿彌敦道叫口號並遊行叫嚷。今晨一時許，一批為數約十名的男子，部分身上有紋身，分駕多輛掛有十七軍及十八軍字樣的黑布在車上，沿彌敦道往尖沙嘴方向行駛。至彌敦道五五○號龍馬大廈附近時（作者按：近彌敦道碧街交界），有一批男子突然跳下車，並狂踢該大廈的大門。此時，適有一輛私家車途經該處……有人襲擊該私家車，並將私家車的玻璃窗擊破……當警員欲上前查問時，遭對方包圍，此時，人群聚集者眾，最高達四至五百人。」
其後報道指，在雙方對峙期間，有人撿起硬物擲向警方，數名警員受傷。有見事態開始嚴重，警方加派人手增援。到凌晨2時，在旺角道及登打士街一帶已集結近千人。部分人沿彌敦道向附近商店投擲硬物，場面一度混亂。及後，防暴隊伍到場，先後施放3次（共49枚）催淚彈才將人群驅散。
筆者在準備街頭劇期間，嘗試重組事件，向街坊問及當時情景，大致與報道相符。當中問到一名江湖人士，他今天仍活躍於油麻地一帶，並稱當年有份參與，因為收到「大佬」的指示。也有另一人說貨車上早已預備一箱箱的玻璃瓶，用作投擲警察云云。
綜合而言，我們或可確認，這不是由遊行集會演變成的警民衝突，而是有組織地被挑動的騷亂，當中涉及本地黑幫。但誰是真正的策劃者始終難以確定。而據司徒華所稱，後來那批滋事者，沒有一人被起訴，也沒有提堂。這麼一件重大騷亂，卻沒人被起訴，確是耐人尋味。
為何襲擊「自己友」？
由此我們可以去探討幾個問題：若是刻意搗亂，他們的目的為何？是否有人在背後策劃？是否有政治目的？若按鄧蓮如所指，滋事者是由內地來港，那又沒有明確證據，她在說謊嗎？
現時很多人對「中共派員搗亂論」深信不疑，但都沒實質證據。若進一步追查，便會發現許多疑團。比如，騷亂發生後的早上，就出現一些透過傳真發放的單張，指收到警方內部消息，騷亂是由中共派員策劃，目標是搗亂遊行集會，叫民眾小心注意安全。這些消息找不着源頭，但客觀效果就是民眾深感不安。又例如報道稱貨車上掛着「十七軍、十八軍」的布條。若是北京派員來港搗亂，這做法似乎太過高調吧？又有報道指，滋事者當時嘗試襲擊中資機構、銀行。若是中共派員搗亂，為何襲擊「自己友」？
更大的疑團，卻是北京的動員和指揮力的問題。事發日距離六四鎮壓只有3天，北京政局相當混亂，中共內部隨時分裂，甚至有爆發內戰的傳聞。鄧小平也忙於處理，一直保持沉默，到6月9日才公開會見記者。這種時候，誰有心思關心香港的遊行集會？再者，當時回歸大局已定，基本法的討論也近尾聲。若派員來港搗亂被港英拘捕，不就成為外交事件？以上疑點一定程度說明，中共派員搗亂遊行之說，非常可疑。
脆弱的香港民主運動
若說中共沒有派員搗亂，那麼鄧蓮如是收到錯誤情報，還是刻意誤導司徒華，令他取消集會？面對這種政治謎團，就算過了30年，我們還是沒有真相。一個左右香港回歸前民間社會運動走向的事件，公眾至今仍無知情權。
從政治環境來分析，或許可以提供更多答案。就以當時港英的政治盤算而言，也有極大理由希望6月7日的集會取消。本來政治冷感的香港人藉支援八九民運，短時間內廣泛地被激活起來。若民主運動發展下去，難保出現港英不願看見的政治領袖或局面。煞停遍地開花的支援運動，可讓剛受民運啟蒙的民眾一下失去聚焦點。
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則是集會的脆弱。一場史無前例的集會，為何因一場騷亂而被拉倒？從當年支聯會和司徒華的論述中或已有端倪。支聯會發出的三罷通知上就已強調理性、和平、守法，勿動搖香港的經濟和秩序。然而怎麼可能實行三罷，又對經濟和秩序沒有影響？司徒華在回憶錄裏就指有人曾提出罷課1個月、1周或3天，但他認為這些行動「沒有什麼實際作用，同時也破壞香港的經濟」。他主動約見了一些工商界人士，最後協議出一個「將影響減到最小」的方案，只罷1天！既然司徒華是以將影響減到最小為前提去思考行動，那取消集會，以防有人藉機搗亂，使情况一發不可收拾，危害往後的民主運動，也就非常合理。他關注的是如何與港英和中國作長線博弈，在某種不至於失去控制的框架內組織群眾，並以此作為籌碼。
抗爭與哀悼 應發自真心
在雨傘運動後回憶這段往事，或許令人更覺得領導、大台正正是阻礙民間力量凝聚、反抗極權的源頭。但真正的問題或許不在是否有大台，而是民間社會的底氣（capacity）在哪裏，應如何累積力量？當年的集會雖然取消，但三罷還是照樣舉行。三罷的出現不是因為支聯會的呼籲，而是因為市民在意民主，為六四屠城感到憤慨，衷心哀悼。
就此而言，所有的抗爭與哀悼，都要發自真實的感受與認同。六四的傳承，不能只是重複着「守護記憶」。因為沒有記憶的新一代固然無從守護，但縱是有所經歷的，如果沒有在日常生活建立與這段歷史的連結，也會失去將歷史帶進當下的力量，哀悼着一個遙遠的過去，而沒法成就當下的抗爭。近年陳景輝的八九導賞團、2014年的六四街頭劇，都是嘗試突破城市煩囂的熟悉感，展示日常空間的異質性。民運不單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，也在銅鑼灣、油麻地，每一個30年前香港人流過汗水、呼喊口號的街角。本土的六四不是一種香港人的傲慢，而是誠懇而卑微地追溯我們自身的記憶與身分，然後在這壓縮的環境下步步建立民主的底氣。除了支聯會的燭光晚會，還有更多記憶八九民運的方法值得我們去努力。正如2012年佔領滙豐銀行行動者聲明上的一句話：「若燭光沒有燃點生活每一面，我們每年就只能在維園相見。」
作者簡介：80後，從事藝術創作、策劃及教育工作
（原文刊於2019年5月30日明報世紀版）
